sara的天空我的天空 我的天堂 每天 我都对它仰望

来点轻松的吧，贴一张我喜欢的图片：“在海上”

      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今天是世界爱滋病日，一直致力于与我党唱反调的著名反动教授82岁的高耀洁老太太竟然秘密逃亡美国，污蔑我国爱滋病泛滥的主要原因不是性传播而是“血浆经济”：

高耀洁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日记者招待会发言稿

美国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BLOOMBERG 室

2009年12月1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 "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 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自1996 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0万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100多万册。这些费用包刮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包刮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

2007 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抱着这种态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还送我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电脑和信件。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我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

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人。

2009年 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经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她没有找到我。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

5 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发给出版社，否则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现在走投无路了！官方悬赏500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他人赏50元）。他们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 月14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及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抓住。我往贫困疫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电脑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

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我已经80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3~4年来,艾滋疫区出现的一些情况,结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 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能保住乌纱帽,总结他们用的五种妙法:

1金钱收买，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物质诱惑,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等。
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赫、监控、软禁，甚至造谣毁谤等。
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
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艾滋病防冶得力，现在局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上的看法不同是学术上的争论，竟被官方看成异己人士。救助艾滋病病人是一件好事，在物质上接济，精神上支持，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

高耀洁2009年12月1日

小议“80后现象”


芦 笛


我把飞虎队先生那个帖子转了过来，情知小钟要跳起来。其实看文章不能那么看。我之所以要转那帖子，不是因为作者对某代人的失望乃至愤激之情，甚至也不是对80后的评价问题，而是作者观察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如果把它理解为与哪代人过不去，那就是买椟还珠了。

那么，什么是“80后现象”？结合我个人的感觉，就是80后小青年显现了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现实（或更准确地说是功利吧）、普遍的政治冷感与道德淡漠（amoral，不是immoral），与大众熟知的热血青年完全是两回事。无论东西方，青年都是rebellious的，都天生倾向偏激，正义感都特别浓厚，都组成了力薄儒（liberals）的主力军，而今日之小青年却显现了饱经世故的成年人甚至老年人的成熟，这似乎就值得研究研究了。

所谓研究，不是要对这代人作什么道德批判——老、中帮菜都是祸国高手，有什么资格对“犬儒”们说三道四？40后50后不是造反派就是红卫 兵，造的孽还不够多？60后70后也好不到哪儿去，起码弄出个“8 9风 波”来给中国的进步事业带来了难以修复的损失，这些都是赖不了的吧？——即使80前个个是天使，搞道德批判也是政工师而非知识分子的专业。该做的还是以一种客观态度，去琢磨琢磨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它对未来中国走向又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先得确定飞虎队先生观察到的那个现象是否存在。没有大规模的民意测验，谁都只能跟着感觉走。我个人的感觉是这现象就算不是普遍的，起码也以相当规模存在。反正我在国外接触到的小留确实像飞虎队说的那样。而且国内80后似乎也这么说。新来的JQK网友是85年生的，人家在楼下说：

“特首的文章篇篇都是大毒草，连‘芦 笛’都是GFW重点关照的对象（不信用百度搜一下，保准一根汗毛都找不到），要是没有点思想犯前科的80后，要不就是没兴趣，要不就是看了以后面红筋涨恨不得食肉寝皮破口大骂X汉奸。别看什么牛 博网凯迪网天涯网上“汉奸” 这么多，其实能占其同龄人口的1%就算不错了。（根据个人经验，可能不甚准确）

我曾经给女朋友发过老芦的若干毒草，可人家根本就没兴趣看，不是看了不同意，而是根本不关心、没兴趣。除了女友外，对网下生活圈的朋友，咱是绝对不会谈、也不敢谈起这些东西的，要是喝酒吃饭时有人起个头开谈国事，不管口水是多么的横飞，咱一向是‘嗯’、‘是啊’、‘原来这样啊’之类的回应，否则饭桌上开辩论会，山珍海味都吃不香，人民群众还觉得你丫神经有毛病。”

光这“嗯”、“是啊”、“原来这样啊”的应酬功夫，就不像是个青年人的修为。这还是占同龄人口不到1%的有点思想犯前科的同志，那其他99%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代青年确实有点unusual（不是“反常”那种贬义词，也不是“与众不同”那种褒义词，而是中性表述），他们不是人们熟知的热血青年，而是冷血青年（不含通常有的贬义，应作中性表述看），非常冷静理智。

然而吊诡的是，他们也可以热血沸腾，在欢迎奥运圣火时，在抗议藏 独、CN N、法国的爱国示威中。这大概也不矛盾，与前几代不同，他们非常现实而且自私，所以很自然地把国家当成放大了的自我，而且，抗议美帝、法帝、藏  独跟抗议中 共的后果完全不同，傻子都恐怕知道这一点。作为一种有可能在未来受益的长线投资，又何乐不为？

这一代人是怎么产生的？我想还是生存环境使然。他们成长之际正是中国经济起飞之际，悠悠万事，挣钱为大，谁还有什么兴趣如前几代人一般去关心那些大而无当的国家大事？与前几代穷酸不同，他们享受过物质繁荣带来的舒适，抽象的理念与思考当然要对这茬人失去吸引力。

而且，他们生长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比激烈的生存竞争环境中，所有崇高的大话后面都藏着卑下的动机。他们看的几乎全部文艺历史作品都颂扬窝里斗的权谋与心术。一部作品若要畅销，非得在发掘人物（现实人物或历史人物）高超的权谋与心术上花大功夫，易中天的《品三国》就是这么暴得大名的。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在他们那儿起到了作者完全不曾预见到的教科书作用：他们最热衷钻研的便是“利益博弈” ，因此不会觉得这种阴暗二元的社会组织方式太反常，需要改变，反而恍然大悟，从此去潜心揣摩发现与应用周围的潜规则，使之为己所用。

这就是为何相对开放的资讯对他们的思想毫无触动和影响。即使来到西方也罢，他们并不会就此如前几代人那样受到潜移默化，甚至发生价值观的根本翻转。这是因为他们早就在国内那丛林中丧失了相信他人话语的能力。他们从短暂然而复杂深刻的人生经验里早就深知，话语不过是一种包装，一种烟幕弹，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又何尝不吃人？美帝与中国的区别，不过是包装巧妙度的区别罢了。

80后现象的出现，强烈提示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强大模塑作用，其实并不是什么党国洗脑造成的。生长于丛林中，当然就只能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他们的坚定共识似乎是，人不能改变环境，只能适应环境，真正的智者必须善于利用环境，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他们为何个个成了类似西方的右派（conservatives）的缘故。

以上所说，其实并不限于80后，几乎所有不同年龄段（除了那些“两头真”老干部外）的国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味道。80后其实也不算最突出。他们这些性状之所以引人注意，一是老成得太不像青年，二是许多海外老中帮菜把中国的未来押在了他们头上，当然难免失望之情。

这现象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什么影响？早在8年前，我就注意到这现象了，曾经写了篇《现实主义VS理想主义》（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9177 ），后来又写了长达十篇的《“犬儒”篇》。总的感觉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中国自宋代以来，历来是良心过剩，理智不足，尤其近代百年史更是一部热血祸国史。如今中国人总算变成理智充分，良心不足了，或许热血祸国的蠢事从此能打上休止符；忧者，道义感（亦即所谓“良知”）毕竟是推动社会改变的强大动力，它当然能把国家推到深渊里去，但若是完全没有了它，则国家势必要固化冻结。难以想象举国全是conservatives而没有liberals，那国家还怎么能进步。

老金说15年内看不到变化，我觉得25年内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大变，除非我党内部大打起来。对这前景，我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生灵不会再度涂炭；忧者，社会始终无法恢复健康。或许，眼下这“太平盛世”，也就是中国人能指望的最适生活方式了吧？谁知道呢？

这些当然是废话，80后、00后、10后究竟是什么样，不是哪个圣人写几句话就能决定的，除非那人是伟大领袖毛 主 席。之所以说这些无关痛痒的废话，是想告诉敬爱的党 中央，“放下即是实地”，诸位的政权没有被草民推翻的危险，放开资讯管制，推倒G F W（Great Fire Wall？）并不会引来什么灾难。芦文即使登在《人民被日报》的头版头条，也不会引动谁的注意，人家“不是看了不同意，而是根本不关心、没兴趣”。诸位又何必如此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涅？

注：

黑体为本博主所加。

缺席与在场

 ——中坤诗歌奖获奖感言

                                                                北岛 

 1972年年初，我把刚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诗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此后我再也没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我想借助这一往事，请在座的各位跟我一起回溯源头，寻找汉语诗歌当年的困境。在那年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多么低的起点，仅仅为捍卫汉语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时既不知道前有“九叶派”，也不知道后有“第三代”。或许正是由于绝望和对绝望的反抗，一系列诗歌事件发生了。

 1973年，芒克写下“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同一年多多也写下“你创造，从东方升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致太阳》）。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为太阳重新命名意味着什么。

1969年郭路生的诗开风气之先，并随“上山下乡运动”广泛流传，一场地下诗歌运动蓄积待发。如果把这一年作为分水岭的话，那么这四十年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走了多远。我想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解构了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恢复了汉语的自由与尊严，并推动了这一古老语言的现代转型。

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从此时此地回首，进入视野的先是五四运动——新诗诞生的地平线，背后是源自《诗经》由民族苦难与审美经验共筑的三千年的连绵山脉，四周是人类众多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诗歌群峰。如果说九十年前新诗还处在地平线上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跋涉，我们终于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人世沧桑，众声喧哗。一个民间诗歌奖或许有多重意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时光流逝中造成停顿——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一个人二十岁的骄傲和六十岁的悲观，或许是一种平衡，在彼此观照中获得某种悲喜剧效果。 

     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坤诗歌奖评委会的各位评委，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缺席演讲的机会。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2009年9月15日

                                              于香港